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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天不丧斯文(ZZ)
5月29日
刘小枫：天不丧斯文
天不丧斯文
———“经典与解释”主编刘小枫访谈
编者按 梁启超曾说：“今日之中国欲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事。”今天，我们要造就中国的学术人才，沟通中西文化，建立和发展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仍然离不开阅读与翻译西方经典著作。刘小枫先生主持的“经典与解释”丛书，在没有什么经费赞助和官方支持的情况下，五六年来出版西方历代经典的解释著作六十余种，论文集汇编二十余种，嘉惠学林，功莫大焉。考虑到国内迄今没有研究西方古典经书的专门机构和专门人才，这种翻译组织工作就尤其难能可贵了。以下采访由陈洁提问，经刘小枫本人审订。
能谈谈“经典与解释”两大系列的缘起吗？谁倡议、组稿，具体如何运转起来的？
你问的涉及三个所谓关键词：翻译、经典、解释，得分别来说。
说起“翻译”，就要从自己的读书经历说起。80年代(上个世纪，下同)我在大学念书时，学习条件非常艰苦，尤其是很难找到相关研究文献。1982年进北大后，我做的是现代德国美学，就跟搞现代外国哲学的同学混，对海德格尔入迷。海德格尔的书不是一般的不好懂，道理明白不了，许多语词也把握不了，不知道如何译，怎么做论文？一天，我在哲学系资料室突然发现，60年代的《哲学译丛》上有些翻译过来的研究海德格尔的文章，多是“资产阶级学者”写的，也有“无产阶级学者”即苏联学者写的，都大有帮助。当时找不到人可以请教，也没有国人的学术著作可以参考，这些译文成了我真正的老师，领我进入海德格尔的语词世界———我当时就发了个愿：今后自己也要注重翻译研究文献，为后来的读书人积累。
所以，我在念硕士研究生二年级时就开始组织翻译：第一本组译的译文集是介绍人本心理学的(《人的价值和潜能》，华夏出版社，1985)，没有资助、没有科研经费，全凭一股子青春热情，连复印原文都是我这个穷学生自己掏钱。组译的第二本译文集是受胡经之先生委托，选编、组译西方文论的现代卷部分(《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大出版社，1985)——新选译的30万字的选题、组译，都由我一个人操办。我跟甘阳是同学，但不一个专业，也不在同一个系，他是外哲所的人，外哲所是北大校级单位——那个时候，搞外哲的牛得很呵。在搞外哲的眼里，学美学的连杂牌军都算不上。甘阳后来把我拉进“编委会”，不过因为他看我有自找苦吃的毛病，于是充分“利用”……
从小就如此？
天性如此，加上母亲从小严格管教——刚满12岁那天，就要我去洗大被子，说是到了劳动升级的年龄，因为父亲12岁就离家进民族资本家的工厂当童工……那个时候，没洗衣机也没洗衣粉，得一点儿一点儿抹上肥皂用手搓呵搓……如今想起来就苦哦。刚开始抹肥皂时，觉得好绝望……何时才是尽头！只好不去想尽头，埋头搓就是……这样就养成了只管埋头干活的习惯。家里的被子其实仍然是母亲和姐姐洗，强制我洗几次，不过是为了磨炼我的耐性。果然，上高中时，一次班主任派我们四个男同学去把教室的所有玻璃窗擦干净，其中有一个是红卫兵连长什么的；两个小时后老师突然来检查，发现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里擦啊擦……其他的都溜了。第二天老师在全班早读时表扬我，我很不好意思，因为我不过习惯了傻乎乎埋头做事情而已——如今有人表扬我做了些事情，我也不好意思……命该如此罢了。
怎样从对翻译有热情一路走到组织翻译“经典”，好像是从2000年开始运转的？
做翻译的都会认为自己译的东西重要得不得了。本科三年级时，我迷上心理分析学，后来组译“人本心理学文集”就是这种兴趣的结果，当时认为最重要：心理问题解决了，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硕士快毕业时，我开始组译海德格尔的论诗文选和德国美学文选，当时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的翻译计划，甘阳是设计师，我补了点儿现当代神学方面的选题而已———当时认为这最重要……对什么是真正值得翻译过来的东西，我一直在摸索；有些东西即便现在对我不重要了，也算学术积累，别人兴许觉得有用……
一直在摸索……摸索什么呢，为什么不专一于某“家”、某“派”或某个“专业”？
摸索西方学术的底蕴何在。为什么要摸索西方学术的底蕴？因为，我感到晚清以来中国学人面临的问题没完……从神学进入西学，是一个门径而已，但当时以为是全部根底。1980年代末，本来我有机会去芝加哥大学宗教学系读博士，却非去欧洲不可——西方学问嘛，除了在欧洲学，还能在哪里学？当时留学有句名言：你写101封申请信就成功了。我给法国、德国、瑞士的大学发了第37封信时，巴塞尔大学神学系的秘书看上我，帮我找到奖学金……上帝通过她眷顾我上了巴塞尔大学。到了那里，我才慢慢感到自己“专业”没选对——我选的是“系统神学”，相当于神学理论，而我发现，最能学到西学功夫的其实是“神学思想史”或者说“教义史”专业，于是只好自己在这方面多花些功夫，尤其早期希腊教父、中世纪经院派和19世纪的新教神学。最富刺激的还是古希腊语和古典拉丁语课程——尤其古希腊语，先强化学习了一年……用外语学外语，很辛苦，但始终兴趣盎然。读到古希腊和古罗马作品的原文，我才切实感到西方学问的根底究竟在哪里——要说“经典与解释”的缘起，就是这个时候起的念头。
但您1993年回到香港时做的是“基督教历代学术文库”……
快毕业时，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所找我去做事。那个时候，中国内地学界气氛比较闷，也许香港可以做点事情。但在中文大学这样的体制单位，个人发挥的余地不大，有个基督教中心也邀请我做事，可以发挥个人的想法，我就去了，人家是基督教中心，我提出的翻译计划当然是这方面的。“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的设计本身已经打破教派划分，注重古代基督教经典，我取的名称也表明注重思想史脉络———翻译西方传统经典从翻译基督教历代经典起步，是机遇使然……5年后(1999年)设计第二个5年翻译计划时，我向古希腊－罗马经典方面推移，遇到抵触：咱们是基督教中心，为什么要翻译西塞罗———毕竟，人家本来就不是纯粹的学术性机构，我把它变得太学术……我试着转移到内地，碰上华夏出版社的陈希米，但不知道她是否真有热情，就先搞个“西方思想家：经典与解释”系列试试。
后来您到了中山大学另起炉灶，短短4年，做的东西几乎等于香港十年的总和。
在香港时，合作的人大多不清楚做学术究竟是为了什么，做一件事得费力解释半天，而且往往徒劳，累人得很，别人还反倒说你“专制”……学术不“专制”地搞，还能怎么搞？后来基金会换的新上司甚至觉得，搞“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也不应该是他们的事情，我只好走人，以免拖累别人……当然，剩下的选题还要拖累别人好多年。在内地做事情顺心得多……想当年做“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时多愉快！沈昌文、董秀玉两位先生对我们这帮年轻人充分信赖，让我们几个搞“专制”……我第一次见到两位先生是在汤一介、乐黛云先生家，他们四位在谈事情，我突然闯进去，乐先生介绍我后，沈昌文、董秀玉两位先生对我客气得不行……人家是前辈呵，我当时刚满三十，嫩小伙一个……后来我深深体会到，他们对中国学术的未来有使命感、责任感……这样的出版社老板难得啊。
到了中山大学可以放手打出“经典与解释”的招牌？
“经典与解释”是哲学系陈少明教授早就设立的一个科研课题，我参与进来扩展为以翻译为主而已……大约2000年的时候，哲学系的冯达文先生和陈少明教授找我，希望与他们合作，我当时提出，这个项目值得扩展。后来我到中山大学哲学系，原因之一就是这里可以做“经典与解释”———惟一后悔的是回来晚了些，倘若早两年离开香港……
从这几年的出版势头来看，“经典与解释”已成规模，书店里成了品牌，您有怎样的规划呢？
两个系列，一个是专题性质的，以某个专题为中心辑译文献(已出版22辑)，可以看出我对60年代老《哲学译丛》的情结……80年代以后，《哲学译丛》越来越没看头、没保留价值了。我想继承老《哲学译丛》传统，但定期做很累人，人家有一个编辑部呵……于是想到以专题论文的方式来做，好些有分量的西方学术文献是论文，而非专著，这是我当年读老《哲学译丛》的体会：一篇文章就可能改变自己的整个思考和问学方向……
再就是黄皮书系列的“经典与解释”，涉及西方历代的经典及其解释(已出版六十多种)，目的在于赓续晚清以来中国学人认识西方学术传统的未竟大业。这个系列包含多个子系列，已经推出的有《柏拉图注疏集》、《色诺芬注疏集》、《卢梭注疏集》、《莱辛集》、《尼采注疏集》，即将推出的还有《马克思与西方传统》、《古希腊悲剧注疏》、《阿里斯托芬集》、《荷马注疏集》、《维吉尔集》、《旧约历代注疏》、《新约历代注疏》等等……先设立项目，慢慢做，子系列可以或应当设立的还不少，得有个轻重缓急，还要看是否有人力资源———50年代初，在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关怀下，政府组织专家拟定过翻译西学经典的庞大计划(五百多种)。老一辈革命家经历过清末民初西方文明冲击的大震荡，不仅会带兵打仗，建国后搞工业、造原子弹，心中也有中华文明的历史命运这个弦，深知要传承我们的文明传统，如今得认识西方文明传统……
您如何评价商务的“汉译名著”系列，“经典与解释”翻译计划与“汉译名著”有何不同？
刚才说了，这套翻译计划是新中国建国初期搞的，后来的好几代学人、包括现在的读书人都还在受惠。但毕竟50年过去了，“汉译名著”计划需要更新、扩展……没人搞。学界和出版界对后现代学术感兴趣太自然不过，没什么不好，但西方的古典毕竟是人家的根底，咱们这么大一个文明古国，倘若没一家出版社自觉承担古典的东西，也不像话吧。
巴黎高等人文研究院的中国研究部主任Thoraval博士前不久告诉我，80年代他任法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时，曾向中国社科院的头头建议，中国应该成立专门研究和翻译西方古典经书的机构———他说，西方各主要大国都有研究中国古典经书的机构，大学中也有这方面的专职教授，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有如此悠久的文明传统，竟然没有研究西方古典经书的专门机构，实在不相称……人家日本、韩国都有专门研究古希腊、古罗马和希伯莱文明的机构呵。
Thoraval博士的建议过去快20年了，咱们的大学里仍然找不出一个以研究荷马为业的教授，找不出一个以研究柏拉图为业的教授———咱们西学的根底在哪里？
研究西方古学的人力，以前分布在哲学系西哲专业、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和中文系外国文学专业，外语系有一点点。80年代时，哲学系西哲专业中还有几个研究古希腊哲学的，老一辈去后，现在研究这方面的学者不是增多反而减少了；世界史专业在我国大学的历史系中向来是弱项，基本上不搞西方古学，不研究古典史书，而是搞现代式的古代社会史或文化史研究；中文系搞外国文学的通常不通文字；至于外国文学界，古希腊－罗马文学从来就没地盘———社科院外文所按地域来划分研究领域，古希腊－罗马文学归在“中北欧文学研究室”，简直莫名其妙……
80年代初恢复研究生建制时，罗念生先生还健在，1965年从莫斯科大学念古典语文学专业回来的王焕生先生正年富力强，如今王先生已经退休喽，无论罗先生还是王先生，在外文所竟然连硕士研究生都没带过一届……谁关心过？
老一辈革命家的文明担当意识就是不同，周恩来当年亲自过问朱光潜先生的翻译工作……在大讲“阶级斗争”的60年代，毛泽东还指示要搞个资产阶级的“外国哲学研究所”，亲点洪谦任所长。
甚至Thoraval博士都替咱们心急，说西方学界研究中国古学已有两百多年历史，对中国的文明传统有自己的一套解释；倘若中国学界自己不做古希腊－罗马的古典学研究，中国学界永远不可能获得对西方文明独立自主的解释权——这番话让我听得来心惊肉跳，好像我们不花力气搞西方古学研究却花好多钱搞西方汉学，用人家西方人的解释取代我们自家的解释，自掘自家文明的坟墓似的……
人家说的是实话，90年代以来，我国大学在规模、专业等方面翻了多少倍？翻出了一个古典学专业吗？日本学者迄今还窃笑：中国那么大，连一个西方古典学专业都没有哦……嘿嘿嘿一阵子鬼笑……去年我在台湾讲学，听说那边的“教育部”已经决定选一所大学抢先扶植一个古典学系，据说选中了辅仁大学。
大型系列丛书出版一般都有庞大资金支持，您的情况如何？
没有……好些朋友说，为什么不申请国家社科基金或教育部的科研基金？其实，我连续申请过三次，都没中榜——评审专家一看是“古典”的东西，不现代也不后现代，不“前沿”更不实用，就撇嘴。中山大学给我一点儿经费，按校内文科科研人力分布的人头给，“经典与解释”项目并没有任何特别关照。我只有一个研究生帮做“经典与解释”编务，月付300元(约定工作时每周两个半天)。事情多啊，幸好有研究生们热情帮忙……
有人说我编书发了大财……出版社给我的主编费每千字3元，做满1000万字可以攒到3万元，1000万字什么概念？要做学术的话，无论编译者还是出版社，都别去想盈利这件事———对编译者来说，这是纯粹个人的性情，对出版社来说，则是在做公益事业……你说还有文明的承担？就不要提那么高啦……我们的“经典与解释”没给出版社一点儿资助，人家也要保本才行呵……找企业家赞助？恐怕很难……对文明有承担的还是真正的共产党人，革命老前辈汪道涵就是个书迷，家里的书重重叠叠把书架都压弯了，晚年还搞了个“东方编译所”，听朋友说，他喜欢看我编的书———可见是个有心人……
看来是要有一股子艰苦奋斗的精神……
前两年我在病中听“两弹一星”记录片的录音，发现当初制造“两弹一星”的科研人员，绝大多数是本科毕业生，没多少博士、教授，他们边干边学精神真的可嘉。翻译古希腊诗歌，并接替罗念生先生编完《古希腊语－汉语词典》的水建馥先生长期在出版社当编辑，翻译古希腊－罗马经典史书成就斐然的王以铸先生一直是出版社的编辑，既非博士，也非大学教授，全凭自己的热情，用业余时间……杨宪益老先生翻译古希腊罗马文学经典也是用业余时间……真正有热情、埋头苦干的人有哇，我号召我这个专业(古典诗学专业)的研究生们向这些前辈们学习，把个人的问学热情与中国学术的未来联系起来……当然，谁兴趣变了，要脱离革命队伍，随时可以转业……
有人说您从海德格尔、施特劳斯走回柏拉图，越来越保守……
初中毕业那年(1971年)，有一天，我带着《宋词一百首》上到长江对面的南山，躺在林子里读；5月的太阳懒洋洋的，读着竟然睡着了，还做了个梦，梦见有个身着白色长衫的白胡子老头儿从半空踩着软梯下到南山，摸着我的头说：崽儿，你命苦呵，一辈子得做无用的事……这话我一直记在心里，老想躲无用的事，专找没人做的事做，以为那就是有用的。当年推介西方神学，就是因为觉得这个学问在西方那么重要，却没人做……推介西方神学并非一定与个人信念有关———信耶稣基督的上帝不一定非搞神学不可啊。推介西方古典学问，也是看到学界没什么人做才做，与“激进”、“保守”有什么相干？不止一个西方的大学者说过，柏拉图是马克思的先驱哩，保什么守哦……
后来我才发现，那白胡子老头儿的谶语没错：我做的都是无用的事。什么叫“无用的”学问？没经济效用、没社会功用、没创造发明的实用……但无用的学问才是基础性的。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教育和学术的基础都是古典学问……古汉语能用来写广告、签合同、给领导起草报告？但你把中学语文课本里的中国古诗文课文全拿掉试试，把我们学界文史哲中的古代“专业”统统取消试试，我们的教育和学术会多么平面、单薄、轻飘？西方学界把他们文史哲中的古典“专业”统统取消，他们的学术会是什么样子？反过来看，咱们学界和高等教育界中的西学领域没西方古学，咱们的西学看起来像不像根山中竹笋？西方大学中的汉学系，即便念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也得修古汉语——咱们大学里念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德语文学的研究生(还别说本科生)，修过古典拉丁语？……大学教育的根本在于教养、教化，现在完全成了学技术——如今提倡办高等职业教育，非常英明，早15年搞，大学就不会沦为职业技高了……做“经典与解释”与任何政治取向不相干，仅仅为了中国的学术和大学教育有更为厚重的底蕴……
有人批评您越来越成为西学的“二道贩子”，您做“经典与解释”，不是更印证这一指责？
批评？我怎么听起来是过高的夸奖？要成为真正的学术上的“二道贩子”，谈何容易！孔子是二道贩子，“倒卖”古经；柏拉图是二道贩子，“倒卖”苏格拉底；西塞罗是二道贩子，“倒卖”柏拉图；朱熹是二道贩子，倒卖四书……“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一次在北京讲学，有人问：如今社会问题那么多，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整天埋头搞古典，内心安不安？当时我的回答是：孔子生活的时代也不容易吧，比我们当今的处境可能还惨，礼崩乐坏呵……我以前学知识分子，躁动不安得很，如今学孔子整理古书，不学“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内心反倒安顿下来……
翻译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工作，于学术建设意义重大，却不算个人学术成果，您是富于独创性的学者，为何花大力组织这费力不讨好的事？
“为他人做嫁衣裳”？……不对吧，为自己做还差不多。我大学四年级开始正儿八经做翻译，做了五六年，挑各种有独特文风的短文来译，磨练自己的语文能力……做学术翻译得益的首先是译者自己———毕竟，你翻译的文本的作者无论如何比你高得多，因此是在跟着高人往上走，写文章则可能是凭着自己的性子往下走……你要念透一个文本，最好的方式就是翻译。当然，做学术翻译也就很危险，因为比写文章容易出错，被别人揪住……其实翻译有错自然而然，但得有个较高的限度，还得看什么性质的错；经典翻译重要的是敬业态度，对自己和学术界负责……
我也不是你说的“富于独创性的学者”……不瞒你说，在我们这个行当，“富于独创性的学者”其实是骂人话，等于说他在胡说八道……至于说“花大力组织”，这倒确实，只要想做事情，哪有不费力的———我在学着做古典的“二道贩子”，重要的是进什么货……要说“费力不讨好”，不讨谁的好？需要讨谁的好？
“经典与解释”中有的译本是重新翻译，是否出于对译本或译文的考虑？是否所有的书都从最根本的语言译出？
什么叫“最根本的语言”？你指所谓“原文”吧？翻译当然要讲究通晓原文，但就古典文本而言，更重要的是讲究版本。柏拉图的原文在哪里？西塞罗的原文在哪里？抄件是原文？根据抄件翻译？——翻译和解读经典要讲究依据校勘、注释本，这是做古学最起码的规矩。……我带的研究生都是做古典文本的，一人抱一经，一上来就要学古希腊语和古典拉丁语，随之要搞清楚文本的校勘和注疏方面的情况……查明文献其实不难，难的是找到好的校勘和注疏本，咱们的国家图书馆不重视收这方面的书呵——有个学生做阿里斯托芬，查了一下国内文献，在国家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这两个国家级的收藏西学文献最大的图书馆里，阿里斯托芬的相关文献加起来共180个条目(国图80，北大100)，而香港大学就有291个条目……唉，中国的学术呵……
“经典与解释”包含国学方面的内容吗，或者有当代学人的著述？
我们不久就要推出《中国传统：经典与解释》系列。国学经典的集释和注疏，清代学人做了不少，近百年来也有些进展，但还需要继续推进……还有好些重要的古典文本没有集释和注疏，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好些重要的集释、注疏还没点校、整理出来，前辈们的好些成果亟待挽救——可惜，就像翻译西方经典不算学术成果一样，在国学方面，校勘、注释前人的经典注疏，也不算科研成果，愿意来做这方面工作的不多，除非有真正的学术热情，比如我最近看到的栾保群、吕宗力校点的清人黄汝成集释的《日知录》……
如今我国管教育和科研的部门规定的“科研成果”核算莫名其妙到了极点———你要是看到如今的博士论文评议书，不笑死就气死：没有专门供文科用的评议表格，上面的评议项目是理工科格式：什么创新性、实验数据、预期的实用效果……我们填的申报科研项目表也这样———实在扯淡……研究柏拉图要什么创新？有什么实验数据？需要什么实用效果……莫名其妙呵！当今人文学界严重遭受两大虫灾：什么与国际接轨的“学术规范”呵，再就是“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
百年来，我们的国学经典解释基本上是在追西方这样那样的时髦“主义”，80年代以来，美国的意识形态论争话题居然也不时成为我们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如何使得传统经典在当今重新说话，是我们的经典解释的老大难问题……不过，这事急不得，“五四”以来的经验教训就是急了点儿——先拨乱反正：搞注疏、翻译，才算真正的“研究”……当代学人的研究，只要切合我们“经典与解释”的宗旨，踏踏实实解读、注疏经典，就在我们的出版范围；我的博士生做论文都是注一经，甚至一经中的一个部分……这样才能学到扎实的学问功夫，因为真正教学生的不是我，而是某部经典本身以及前人们的注疏，我教的不过是一点点语文知识而已……古之博士，“明于古今，通达国体，今校官无博士之才，弟子何所效法”？……如果我这里每年有5个博士生，10年就会有50部经典教出来50个博士、搞出50部西方经典的注疏本——不过，主管教育的部门今年又出台新规矩：有国家科研项目的才可以招博士，我没国家项目，今后也就没法招啦，只好回到单干的老路……
您的学术其实一以贯之，对那些不能理解您的人来说，“经典与解释”能帮助他们理解您和您的思想吗？
对理解我想做的事情肯定有帮助——当年在香港时，想以翻译基督教历代经典为起点向整个西方传统扩展，如今已经大致摊开整个西方传统，基督教经典含括其中……我刚离开香港时，有人就四处散布说我不搞基督教了……现在可以看到，“经典与解释”在翻译基督教历代经典方面还会有更深入的推进：《旧约》和《新约》的历代注疏是基督教历代经典的底蕴……经学是根底，中西方皆然；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要重整中国学术，如今就得从治经做起。
二十多年来我做的事情主要是编书，选编的文集远远多于我写的东西，而我写的书也基本上是述评———说到底，我并没有什么“自己的思想”，倒是一直在努力跟着前人想，根本就没有是否理解“我的思想”这回事情；需要我不断认真想的是：究竟跟着哪个前人想才正确……“经典与解释”能帮助人们理解这一点。
您最近出版的一个文集名为《拣尽寒枝》，书名让人觉得你感到很孤寂，不是吗？
“寒枝”是什么意思？“前记”里说得很清楚：这本文集是自己读书20年的点滴经验教训，“寒枝”指书本，转了那么多所谓的“领域”，关心的问题始终没有变。现在的出版社都要求书名有英译，我托朋友请教叶嘉莹先生怎么翻译“拣尽寒枝”，她说没法英译，现有的英译都是不知所谓。怎么办？我忽然想起贺拉斯的一句诗，觉得很合适，就用上了，也是截的前半句，意思是：无论气候、环境如何变，性情和心没变。什么性情、什么心没变？书呆子性情没变，与中国学术同呼吸共命运的心没变———在经典与解释的世界，整天与历史上的伟大心灵交往，孤寂从何说起？
您个人最得意的著作是什么？
这话是问作家、文人的：你有什么“得意之作”啊？作家、文人写的东西才叫“作”，做学问的人做的东西叫“述”、“编”、“译”、“疏”……没什么好得意的。搞学问把经典说的东西转述清楚，已经不容易了。要是今后我搞文学了，再问这个问题不迟。
好吧，最后一个问题：您对“经典与解释”计划的期待是什么？
与我12岁搓洗被子时的期待一样……
我认识的七个理想主义者(ZZ from 吴舫 )
（一）桂漓江
前两天听广播说，最近一期太阳风刚刚大规模爆发。我不知道这和最近天气如此变态的热有没有关系，反正我们作为世界上离太阳最近的人，热浪来临时一定会比常人受到更多的苦痛。每到这种时候，理教的空调教室总是人满为患。不过比起去年暑假，学校能毅然将理教开放，还是很值得掌声鼓励的。我想起百年校庆的时候，大礼堂落成不久，尚只允许所谓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参观，而今里面已开始上演电影和话剧了。
两个月前中芭在大礼堂演出，桂漓江兴致勃勃地邀我同看。我早想瞻仰礼堂里的豪华座椅，没及细想就草草答应。谁知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我竟因为此事陆续地受到亲朋好友的嘲讽。一般大家听说我要与人一起去看芭蕾，总是很自然地产生一些不太好的联想，然后兴致盎然地打探我那个同伴的生辰八字。等我报出桂漓江的大名，这关心却又马上转为揶揄。华明更是举出黄颉和国际著名美女tricky同去的事实来证明我这人是如何地缺乏情调。
本来我没觉得和桂漓江一起看芭蕾有什么不妥，但人言可畏，最终我还是把票送了同学，以免遭流言侵袭。其实桂漓江除了长得粗放了一点，也没犯什么错。有谁规定过鲁智深不能看艺术体操么？我现在每每想起这件事，都还有点后悔，觉得辜负了他的一片美意。
当然，桂漓江未免也太粗放了一点。举例说，我文曲星里的所有头像之中，数他的最为好画：只要先选出最大的脸盘，再添上最大的嘴和鼻子，进一步配上少许硬硬的短发就行了。再举例说，我不止一次见到他四面八叉仰躺在三教走廊的地板上吞云吐雾。
我认识他是在去年的毕业书市上，那天他先我半步从一个研究生手里抢走一本李政道的《统计力学》。虽然我当机立断拍出天高转会费，他还是全然不为所动。我无奈说既然买卖做不成，那咱们交个朋友吧，他欣然应允。两分钟后他就从另一个摊上淘了本王竹溪的统计，说这书他已经有了，送给我当见面礼。我问，你的那本是第几版？他傻傻地问，难道这书还分版吗？我说当然，王竹溪的统计总共出过两版，你手里这本是小32开，所以是第二版。他哇哇大叫道，我的那本好像是第一版，这本我不给你了。我坚持说不行，你答应送给我了。他于是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我把书夺过，掸了掸灰，挑衅似地一点一点藏进包里。事后我听说他的那本果然是第一版，他确认后欲哭无泪，万念俱灰，连着好几天没吃饭呢。
这以后我就经常在世界各地的书摊书市上碰到他。他和我一样，都是不折不扣的聚书癖，而且着重收集物理书。我的眼光比他敏锐，版本知识也远比他丰富，因此和他一块挑书从没吃过亏，甚至还能从他挑剩的书里拣出金子。但是我喜欢睡懒觉，加之信奉晚起的虫不被鸟吃，所以往往被他先下手为强。最恶劣的一次他抢在我前面从一个清华书商手里端了四百块钱的货。
因为搜书的关系我们一天天越来越熟。我逐渐了解到他是江西人，家住庐山脚下。他小时候天资聪颖，十五岁上了当地的一所大学，主修电子，毕业后因为喜欢物理，只身来到北京，立志要考北大的研究生。这样算来他也不过只比我大两岁，可看起来却比我历练得多。有一段时间我们哥俩每天晚上等三教熄了灯都要一起蹲在农园小吃部外面的空地上大啃羊肉串，嚼到爽处他就会向我描述庐山风景如画，谈他上小学时如何恶作剧地把同桌女孩的辫子系在椅子背上，讲他和他老爹一起在江里钓了大鱼大卸八块分给左邻右舍。有几次他还给我展示他颈中挂着的一块贴身碧玉，那是他妈妈在他出远门前给他的护身符。我惊奇地发现他其实是个感情细腻的人，只不过这细腻在平时被他外表的大大咧咧掩盖了，而且似乎是被他有意地掩盖着。每当他眼看着自己的乡愁即将决堤，就会刻意地中止话题——哪怕是刚讲到最精彩的环节——挥着手里早已光秃秃的签子，大叫吃串，吃串。
他在朗润园租了一间小屋，一个人住，倒也其乐无穷。那房子我去过一次，里面挤了一床一桌一柜一架，再挤个他，我就几乎进不去了。一开门墙上迎面一帖《兰亭集序》，吓我一跳。他很得意地说还有还有，说着就去撬桌子下头的柜门。好容易弄开，里面哗啦啦流出一泉 CD，大部分都是贝多芬。他把贝多芬刨开，胳膊捅进柜子，半天摸出一个大牛皮信封，打开的一刹那冒出浓郁的墨香。他展开里面一张皱巴巴的宣纸，介绍说，这是张旭的狂草，专门请人到碑林拓的。看了这些宝贝我才明白他为什么老在三教黑板上龙飞凤舞唐诗宋词。再看他的书架，物理书之外还有很多文艺，从《诗经选注》到《谈美》，应有尽有。床头散着一本破烂不堪四分五裂的《史记》，他不好意思地解释，前一天晚上睡觉时候翻了个身，早上起来就发现前一半在床底下了。灯后的墙上贴着几张活页纸，上面用钢笔写了很多自勉的话，故事大意是说只要我每天坚持艰苦奋斗，我的理想就一定能实现。我问他他的理想是什么，他回答说想当物理学家。一霎之间他的形象伴随着那陋室里的一切在我面前爆米花似地膨胀起来。
自从去过他的小屋之后，我比以往更加认真地回答他的物理问题。他跟着我们上四大力学，上课听得很专心，但是因为以前的基础比较差，总还有很多东西弄不明白。老实说他问我的问题绝大多数都很弱，有的甚至很滑稽，我回答完之后他自己都会自嘲似地笑起来，好像是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问出这么弱的问题。后来他问我问题的频率日趋降低，我怀疑他是不愿在我面前暴露自己的弱智。我觉得我特别能体会他的这种心情，因为我问冉鹰问题的时候就总觉得自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弱智。无论如何，他从没有丧失过自信，仍日复一日顽强地学着。上个学期学量子力学，就我观察他有很多基本概念混淆不清，果然他期中没有考好。考完试那两天他心情很不好，羊肉串也很少吃。终于他给我看他的一个活页本，上面潦草地写了一首诗，就是抒发他内心的郁闷。我跟他说不要气馁，一次考试没什么大不了，有什么话吃完串再说。听我说完他的脸色看起来变晴了不少。他大着嗓门在教室里旁若无人地问，今天该你请客了吧。我笑着回答一定一定，你小点声，心里知道已无大碍。又过了几天我偶然在他那个活页本上读到他写的量子力学半学期总结，开头写道，这次期中考试我没有考好，我觉得我前半个学期学得还不够扎实，接下来是一份详细的补救计划，一二三四有板有眼，简直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实现自己理想的过程。看到这份计划我对他的敬佩较之先前就又深了一层。
但是在由衷的敬佩之余，我还曾为他感到一丝悲哀。坦率地说，我认为他不适合学物理。他完全可以做别的事情，并且可以做得很好，但他终于还是凭兴趣选择了物理。他自己也许认识不到自己的能力不够，我作为局外人却能看得很清楚。我进一步想到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也许冉鹰之类早就在圈外看得分明，出于怜悯不跟我说罢了。这个想法一度让我很难受，毕竟我怀疑自己的能力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有一天我忍不住给我女友讲了桂漓江的故事，并由此提到我的顾虑。她听罢安慰我说，过程才是最重要的，就算能力不足最后一无所获也没什么关系。我突然从心底涌出一种理解万岁的感觉。我意识到我对桂漓江的同情简直一点道理也没有，当初为他付出的悲哀随即烟消云散。沐浴在心上人鼓励的目光中，我想，我大概是在杞人忧天吧。
下面这个人的名字其实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不过姓刘是肯定的。反正名字只不过一个符号，叫什么其实是无所谓的。
（二）刘进
如果说桂漓江的失败还很有些悲壮的话，那么刘进的失败就是不折不扣的悲哀。
我的这个想法，自从大一那年暑假与他首次不期而遇以来，就从来没有改变过。那天我没招谁没惹谁，在三教愉快地上着自习，忽然见到一个神态猥琐的青年，不打招呼，理所当然地进了教室，在黑板前站定，从容地卸下肩上发白的挎包，轻放在讲台上，对着下面成排的天然听众，鼓足真气，远远送出一句话：我叫刘进，耽误大家一点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数学发现……
底下的注意力于是不约而同地被调动起来。我记不太清楚这后来他都说了些什么话，总之没过多久他就开始散发一些油印的资料。其中一张传到我手里，破破烂烂的篇子，挤满数学符号，一下子激发起我鉴赏的冲动。可我跟着推敲了没两分钟，就忍不住想要笑出声来，因为那上面大书特书的一种所谓“数字空间”的东东，说穿了就是一个复杂点的杨辉三角，小学就学过的玩艺。这么一个简单粗暴的把戏，居然被他用个硕大名词包装得金光闪闪，还煞有介事地拿到北大这样的科学殿堂来兜售，不沦为众人笑柄才怪。事实上我的前后左右绝大多数连看都没看就把那些数学公式丢在一旁，就向对付街头广告那样。面对这样的局面，刘进似乎并不在意，资料发完一圈，重回到前面，不慌不忙地说，我发的这些资料，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花一块钱买下来。话音未落，教室里已是躁动一片。他见状赶忙解释说，别看印得很破，都是我自己花的钱，很不容易，大家买一份也算是对我的支持吧。下面的喧哗才渐渐平息。在我的印象里，那天他成功地回收了所有的资料。
第二次见到他是在一年之后，新东方化学所的GRE教室里。上课前十分钟这位老朋友大模大样地坐到投影仪前面，对着麦克风，镇定自若地说，大家好，我是青年数学家刘进……台下学生已经差不多到齐，闻听此言顿时一阵嘘声。他竟分毫不受干扰，自顾自地拿起桌上备的水笔在投影仪上写写画画起来，边画边讲解，于是教室前方的大屏幕上接二连三地出现一个个扭曲的圆圈，里面填满阿拉伯数字。时值盛夏，满屋的GRE同仁早就背词背得烦燥，恰碰到这么一个不识趣的家伙不合时宜地谈什么“数字空间”，都觉得遇上一个黄金机会发泄心中的郁闷，随即嘘声四起，声震屋瓦。我真的很佩服刘进的定力，居然就能那么无动于衷地于四面楚歌之中把他的理论从二维推广到三维，再从三维推广到四维。正当他攒足勇气要向n维进军之时，忽然全场欢声雷动，原来是填空主讲陈圣元驾到。我恐怕陈圣元这辈子也没受过如此的拥戴，因为他完全是凭着本能兴奋地挥舞上半身向广大同学致敬，进一步诱使下面的掌声更加汹涌地爆发，全然没有意识到这慷慨的喝彩有多一半是在赶刘进走人。陈就这么被众人的掌声推搡着上了台。这时刘进终于有点认识到自己的尴尬了，呆呆地僵在台上。我正在想他有何妙计脱身，就见陈颇具姿态地伸出自己的小胖手，嘴里咕哝着你好你好，要和刘进亲热。刘进慌忙起身被动地和陈握了手，在众人哄笑声中仓皇逃离。
虽然周围都在幸灾乐祸地议论着方才发生的一切，我却无论如何笑不出来。在我看来，刘进的无知已经到了一种让人悲哀的程度。好像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恭恭敬敬地举着一个分文不值的瓦罐，一本正经地逢人便讲这是他从某个孤坟荒冢里挖出的商朝军用水壶。陈圣元看到投影屏幕上的圆圈和数字，大概判断出刘进的演讲内容，很严肃地说，大家不要笑，我最敬佩数学家。接下来便给大家讲他小时候如何立志要当数学家，后来如何又放弃了。他说，数学家是应该得到社会尊重的。刚才那个人能到台上来讲数学说明他很有勇气，这种勇气是值得肯定的。慢慢地大家听着他的话就不笑了。我在新东方的诸多任课老师中一直不怎么喜欢陈圣元，我觉得他油滑，但是那次他说的话我十分支持。我也很尊敬数学家，所以刘进在台上现眼的时候我没有笑。他好歹说的是数学。就算他这个人很无知，看在他向社会宣扬数学的面子上，我想我也不应该笑话他。当然，实事求是地说，我认为出现刘进这样的人，无疑是社会的悲哀。
记得我刚进北大的第一个月，在某次力学课上，听舒幼生老师讲“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是学生们易犯的两个错误。当时他举了几个民间物理学家妄图推翻相对论的例子，作为“思而不学则殆”的教材。数学系的赵春来老师也讲，华罗庚先生生前有一个麻袋，专门用来盛这类“数学爱好者”们的精妙证明。我还看过一本Landau传，那书后面附了Landau的一些私人信件，其中有一篇是他写给一个民间物理学家的。大意说，我很愿意指引你进入物理学圣殿，但是物理并非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它建立在成千上万先辈的智慧之上，需要长期循序渐进的学习才能初窥门径……可以看出，你尚未掌握最基本的物理学研究方法，要指出你文章中的错误是很困难的，因为你从一开始就几乎没有对的地方……如果是在两年前，我也许会认为 Landau有失刻薄，但是现在我觉得他说得恰如其分，因为这两年我自己就在书店里读过几本这样的书。一本《旋转Lorentz力和力的统一》，试图用一个很简单的模型统一自然界中的四种力。且不说那个模型本身就很粗糙，单说书中居然只字不提八十年代以来的高能QCD实验，还谈什么力的统一！那个作者是学电子出身的。这里我没有任何瞧不起电子工程师的意思，我只是很难想象一个三十岁出头、学电子学到研究生的人，能同时掌握现代高能物理的必要知识，至少我没从书中看出该作者运用了任何一点量子场论的语言。还有一本批判相对论的书，那就真如Landau所言，从一开始就几乎没有对的地方。作者开篇即指明的 Einstein犯的一个“错误”，刚好暴露出作者本人连0/0型的极限都不知道的浅陋。思而不学则殆，果然无虚。刘进何尝不是如此？
我没有钻研过刘进的文章，不敢妄评对错。但是我敢说，他的“数字空间”理论，即便是对的，在数学上也不会有很大的意义，不能算作一个重大的发现，更不值得他如此费力地推销。我知道他为了提高“数字空间”的知名度吃了很多苦，比如给饭店打下手，给人蹬三轮，但是这些苦吃得完全没有价值。刘进的悲哀就在于他认为他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他有这个时间完全可以认真地学一点真正的数学。无可否认，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就是坚持他的理论，希望得到大家的承认。但是这个理想不值得我们仿效。而且这几年他除了四处做广告，并没有什么新的工作，不由得让人怀疑他是不是想吃这个“数字空间”一辈子。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他就连起码的科学精神都丧失了。
今年春天我又一次在三教聆听到他的演说。这回他画的圆圈明显比一年前有进步，油印资料也比上次的清楚多了。那资料上面说，他发现数字空间的那个晚上，从学校图书馆出来的时候，觉得空气格外新鲜，立志要把它推广出去。看到这句话，我献给这位理想主义者的，刨却同情，就真的不剩什么了。
（三）钱江
李敖先生说：“神话有两种。一种是神话，一种是国民党反攻大陆。”
李敖先生一定不认识钱江。
最近一次和钱江通信是在上学期，我向他询问有关申请Harvard的事宜。其时他刚到Harvard不久，正在做着高等量子力学的TA，收到我的求救，忙里偷闲，很快批示说，如果没有研究背景，申请Harvard会很难，美国佬不看GRE的。三言两语之间将我吓退。哼，我记得他在Stanford的时候可没有那么意气风发，还要四处求人写推荐信，并且总不满意。毕竟，三封推荐信里只有两个诺贝尔奖，也真够让人耿耿于怀的了。还有不争气的GRE语文，是不是400分出头？呵呵……连那个教授都不得不承认：“钱江的GRE确实不太好……不过话说回来，我本人的英语也不大好，可这并不妨碍我得诺贝尔奖。”小时候看杨朔的散文，横竖就一个“欲扬先抑”，没想到老外玩起来也一样笔法娴熟。
我就是不明白，Stanford比Harvard差在哪儿了。按理说，Stanford对他也够仁至义尽的了。97年诺贝尔奖Laughlin收他当徒弟，带他去Washington参加国际会议，大三就让他判研究生作业，能做的都做了，就是留不住。难怪 Laughlin要哀叹：“Stanford快要没有好学生了……你要走就走吧，我也不拦你。不过你记住，别的地方不要你，Stanford保底。”我怎么听怎么就不像人话。
要说Harvard也算是钱江的一桩夙愿了。他大二刚申请transfer那会，每天中午在学一吃饭，左手一部《孟子》，右手一把勺子，嘴里念念有词，Harvard快来……我问，你现在还有心情看《孟子》？他答，没办法，哲学系一哥们托他写稿子，平时没空，只好利用饭前便后了。我于是想起他大一时候写了篇论文送哲学系参评，得过二等奖的。不光哲学，文史也巨牛。一次他去听中文系的课，末了和教授探讨一个问题，满嘴经籍，周围中文系同仁个个听得目瞪口呆，那教授见状慨叹中文系今不如昔。偶然一次我和他谈起我们家楼里住了些大牛，报出金岳霖卞之琳钱钟书夏鼐，他就激动得瞳孔紧缩，浑身抽搐，迫不及待地大声问道：叶秀山在不在？贺麟在不在？沈有鼎呢？我一一据实回答，贺麟在三单元，叶秀山原来在平房后来搬出去了，还有那个沈什么来着的？我没听说过。他惊讶地问，沈有鼎！沈有鼎你没听说过？我说，没听说过，不过四单元还有一个搞哲学的叫周礼全。他立刻纠正说，周先生是搞数理逻辑的。我说，哦，他给我讲过理发师悖论，别的我就不知道了。他从椅子上弹起三丈多高，连连大叫：哇！你太幸福了！竟然有机会聆听周先生教诲！太幸福了！半天才冷静下来，用稍缓和的语气问，你们那儿还有什么比较年轻的牛人吗？我说，我们家楼底下刚搬进一位五十多岁的，好像叫张家龙，不知道干什么的。他连连说，我知道我知道，他也是搞逻辑和哲学的，我小学时候就看他的书了。说着从书包里掏出一本图书馆的书，翻到中间一页，指着上面的一个脚注说，喏，就是这本。我探头过去瞅了一眼，见一个冗长的书名后头跟着“张家龙”三字，在我看来和黄家驹也没什么区别。我得意地炫耀说，我还去过他家呢。他马上又不行了，掐着我的脖子拷问道，哇！你跟他探讨什么问题了么？我说，有的有的。他红着腮帮子逼问，是康德还是黑格尔？我终于有点不好意思，老老实实地答道，张先生问我，“小朋友，我们家电费这月多少钱？”
说过文史哲，还得回到钱江的老本行，数学和物理。相传钱江小学升初中的时候，被人大附中校长面试。那变态校长对钱江的天才早有不满，一时头脑发热，狞笑着出了一道微分，不想竟被钱江做出，登时晕厥。钱江有个邻居是我高中同学，告诉我说钱江打小每个周末被他爸关在书店里不让出来，久而久之，数学物理什么的就都练出来了。我听到这个说法之后第一个反应是他爸够狠，第二个反应是他爸一定看过武状元苏乞儿。我去钱江家做客，见他书架床头桌上脸盆里无一处不是书。枕畔一本厚厚的柏拉图，希腊原文加英文注释，是他在北大选学希腊文的辅助教材，吓得我不小心打了个喷嚏，又从书架顶端震落一本形散神不散的外斯科夫《二十世纪物理学》，一打听又是他小学时候看的。他小学时已如此生猛，到中学就更加不可收拾，竞赛获奖无数，高中时候还去罗马尼亚拿了块牌（不是IPhO）。待进了北大物理系，那更是公认的大才子，师生皆尽叹服。我每次听他跟我讲物理都觉得是一种享受。大二的某一个晚上我酒足饭饱之后在三教走廊里溜达，碰到他急匆匆下楼，就把他拦住，随便聊了几句，怎么的就说开了去，一路谈到人生观世界观，最后他心潮澎湃地给我讲起他的终极理想，那就是做Einstein、Godel那样纯粹的思想者。为此他立誓做物理到三十，再视能力修正进一步的方向。他整整两个小时的旁征博引苦口婆心，终于让我信服我们学物理不仅仅是从兴趣出发，有时候甚至是一种责任，因为这个世界从被创造出的那一刻起，就需要有专门的人来理解它，即物理学家。其实在钱江给我灌输这些道理之前，我早就认识到他是一个高级趣味的人。举例说，一次理论力学课间，96的一个师兄很客气地管我借望远镜。我不明所以，顺手递过，却没想到警觉的钱江马上在一旁叫起来，你们想干什么！可惜为时已晚，话音未落，三教教室窗前已是万头攒动，近半个班的男生挤成一团，争先恐后地抢夺我那个简陋的望远镜观察下面游泳池中的无辜女生。钱江见势不妙，横刀立马一夫当关，妄图用血肉之躯堵住汹涌的人潮，可怜还不及站稳，就被大众的车水马龙淹没，只剩一个脑袋浮在人群之上，仿佛还要叫几声，却又被周围“美女！”“调焦距！”的呐喊盖过，终于细不可闻了。叹钱江一代物理系正选守门员，堂堂北大校运会百米第四，竟落得如此下场！惨案过后三月有余，大家念起钱江，仍不由得拇指一竖，赞道“是条汉子！”“道德高尚！”——所以说，我早就知道钱江高尚，只是在那天晚上正经听他大谈个人理想之前，我想不到他竟然高尚至斯。从那天起我就衷心祝愿他transfer成功，尽早出去为中国学生挣脸。果然不久他就如愿以偿，奔Stanford去也。一年后GRE考2400的黄颉偶然读到他申请时写的essay，惊惶无措，再不敢称学过英语，那是后话。
钱江去美国之后，和我联络减少。中途他曾回来几次，我却只见了他一面。听说他在Stanford选了无穷多门物理数学课，还选学拉丁文，期末考试前一个礼拜住在图书馆里，每天只睡三两个小时。后来就是他不幸被一个从架子上翻落的沉重仪器击中头部，一时血流不止，支撑着摸到电话机旁奋力拨出911。所幸警卫和医护人员及时赶到，方无大碍。一位警官还煞有介事地问他被何人袭击，他无奈指了指身旁那个沾血的仪器。饶是他一贯身体强健，这次也不免住院一月。再后来，就是他去Harvard读博，音信渐无，再不知晓。
哦，忘了说我们是怎么认识的。那是一次电视台举办的名为“著名科学家和青少年见面”的无聊活动，我和他一同作为著名青少年应邀参加。会上他听说我是北大附中的，第一句话就是冉鹰怎么没来？我解释说冉鹰参加化学竞赛去了。他接着就评论说，冉鹰很厉害，“雷达杯”第一。我那时已经知道“雷达杯”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一年一届，考试范围极广，数理化天地生无所不包。冉鹰是第三届的第一，光奖金就有一万，钱江则比他低两名，亦是名声大噪。我一时找不出别的话题，干脆顺着他的话线接下去说，雷达杯的题目很难啊，我记得有一道题给了几种怪鸟，然后问哪些擅长爬树，哪些擅长游泳。钱江被问得愣了一下，茫然地看了我一会，终于很不解地说，你难道不知道鸟是分作鸣禽、猛禽、攀禽、游禽、涉禽的么？
关于《我认识的七个理想主义者》写不下去了的声明
在传说中的32楼绝顶，住着一群离上苍最近的人们……
——姚坤
我的《理想主义者》系列原定写七人：桂漓江、刘进、钱江、姚坤、王彦、肖笛、华明，至今已写完三个。后四人集体定居在32楼绝顶，平日里个个和我青梅竹马，亲密无间。我原以为越近的人越好写，就把他们留到后面，结果终于酿成惨剧。姚坤开了一个头就难以为继；想想肖笛之类，更是难于上青天。我这人写文章，一旦文思枯竭，绝不强写，最怕用力过猛，故此次见势不妙，毅然壮士断腕，就此打住，并遵华明建议，发此通告，算是对大家有个交待。痛定思痛，这件事给我的教训是：
一、永远不要在题目里使用确定性的数词，万不得已的时候可以用n。古龙写《七种武器》，写完了只有六种（“拳头”不算），我比古先生还少一半，惭愧惭愧。
二、距离产生美，远一点的人反而好写。亲朋密友因为知之甚深，写的时候总想面面俱到，一旦功力不足，就是我这个下场。Dirac有一个理论，任何美女都有最佳观赏距离。道理很简单：当距离为零时，观察者贴在美女脸上，只见一寸肌肤，盲人摸象，无所谓美；而当距离为无穷大时，美女近似为一质点，连形状都丧失，更无所谓美。综合以上两种极端情况，由连续函数性质，命题即得证。美女如此，朋友亦如此。
下面随便说说我这几位朋友。
姚坤天生豪杰。豪杰若非天生，则一定假冒伪劣。黄颉最喜欢的一句英语“Gentleman is, rather than does.”，意思说绅士与生俱来，而非后天修得。豪杰同理。《雪山飞狐》中胡斐刚出生就不哭不闹躺在老爸怀里抿酒，视迎面歹徒若无物，即为绝好范例。
王彦一脑袋政治理想。如果现在再来一次政治漩涡，首当其冲被卷进去的肯定是他。北大的招牌。
肖笛是那种把什么事情都看得很简单，以至于有点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为快乐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华明正直磊落。他办事，我放心。
常有人问我，什么样的人才算“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通常是指那些为了个人理想不惜放弃酒池肉林的变态，我这里说的却还包括那些用理想化眼光看世界的人。物理系四年课程设置，专教人干这个。比如数学物理方法，一学期下来，只会解方块、圆柱和球，碰到复杂一点的情况，就只好做以上三种的近似。这还不算夸张的，运动力学里，人一律简化为杆架系统。比如脑袋是一块球形刚体，大臂是一根刚杆，膝盖是铰链。物理学家看伏明霞跳水，就是一堆杠啊球啊什么的，之间拧了几个螺丝，以一定初始角动量做落体运动。这样的人就是我定义下的“理想主义者”。按照这个扩充定义，我本人也应该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举例说，我很显著的一个毛病就是喜欢给东东按理想化标准分类。大物理学家中，喜欢分类的有不少，最出名的大概是 Landau。Landau曾把物理学家按对数级分类（就是说2级物理学家的贡献是3级物理学家的10倍）。他把Einstein归为1/2级， Bohr、Heisenberg、Schrodinger、Dirac归为1级，把自己归为2 1/2级。事隔多年之后，才把自己升到2级。我喜欢分类，却和物理无关，而是中国人的天性。中国古代一贯有分类的传统，两仪四象八卦，无一不是例证。有时候甚至显得繁琐，比如“池塘”，方为池，圆为塘，不能乱了规矩，所以我们家的洗手池学名叫洗手塘。印象最深的是《封神演义》，那里面宝贝和兵器是分开的，比如番天印、九龙神火罩、太极图都是宝贝，红缨枪、熟铜棍、打神鞭则是兵器。某一集出来一个小孩，有个物品叫“落宝金钱”。别人使出多厉害的宝贝打他，他只需祭起这“落宝金钱”，对方的宝贝就会掉进他手里。后来有个什么人扔了一截兵器打他，他如法炮制，祭起“落宝金钱”，结果自己反被打死，因为兵器不是宝贝，“落宝金钱”失效了。即便是姜子牙的打神鞭，也不是百发百中，虽然可以遍打诸神，但是碰到仙、佛甚至人，就没脾气了。中国古代“神”这个概念很复杂，连姜子牙自己都经常搞错，打神鞭扔出去，才知道对方原来不是神。大家知道定义一个集合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穷举，还有一种是描述集合中元素的性质。《封神演义》中用的是前一种，把所有的“神”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起名为“封神榜”，从此以后想知道一个家伙是不是神，查表即可。之所以要用这么土的法子，并非作者想赚稿费，实在是神族群体良莠不齐，性质不均，赤胆忠心者如比干，人面兽心者如申公豹，一齐榜上有名，除穷举外别无他法。时下电视台做洗衣粉、空调 “上榜品牌”广告，罗罗嗦嗦一大串牌子念下来，跟“封神榜”的道理一样，并非不懂观众心理，而是确有难言之隐，各类品牌间差距过大，不得已而穷举的。
感谢华明长期帮我文字校对。感谢吴俊宝的精神支持。感谢大家自去年暑假以来对我的不断鼓励。这次Fang准备不足，不自量力，对不起大家了。<完>
牛人故事：唐翔 (zz)
唐翔是我认识的最牛的人。
这句话得好好解释一下：首先，什么叫做认识？认识当然指的是相互关系。比如说，我的老板姜伯驹和王诗宬，一个是两院院士，一个是长江学者，都曾获得过陈省身数学奖。我当然跟他们彼此认识，甚至可以说熟悉。那他们有没有唐翔牛呢？窃以为没有。又比如说，我还是见过几位当代一流数学家的：陈省身、丘成桐、Smale、Atiyah，但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是何许人，所以他们不能算我认识的人。那他们有没有唐翔牛呢？我觉得不好比较。
不光是我觉得不好比较，很多人都有类似的感觉。有一次老谢(这是一个精通数学物理和数论的家伙)说：”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三位数学家是陈省身、华罗庚、唐翔。”
“不对！”何旭反驳道。这位几个月后将坐在MIT里研究李群的表示论的好吃懒做的不敢吃辣的重庆人意味深长地说道：”应该是唐翔、陈省身、华罗庚。”
另外一个需要澄清的概念是”牛”。很多认识唐翔的人都认为，唐翔除了数学牛以外，再没什么长处了。但我这里说的”牛”是把各个方面：数学、物理、化学、语文、外语、泡mm、灌水、切星际……都加到一起。在每个领域中定义一个牛指标，然后把它们生加到一起。我将之称为”综合牛指标”。所谓某甲比某乙牛，就是说某甲的综合牛指标大于某乙的综合牛指标。容易证明，我认识的其他人的综合牛指标都是有限数，但唐翔在数学领域的牛指标是趋于+∞的，而他在别的领域的牛指标至少是非负数，所以唐翔的综合牛指标大于我认识的其他人的综合牛指标，也就是说唐翔是我认识的最牛的人。证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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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学数学的人来说，认识唐翔是他的不幸。这个不幸很不幸地降临在了96级数学系除了唐翔以外的师兄师姐们身上，也降临在了97级数学系大部分同仁的身上。我的不幸始于大二下学期。那时我们年级好多人都一窝蜂地去选大三的拓扑课，我也跟着去选，然后就认识了唐翔。唐翔身材魁梧，膀大腰圆，戴眼镜，坐前排，听讲非常认真。看不出来是一个牛人，因为通常牛人都是不大听课的，比如我的偶像Smale，据说大学期间常翘课，而且经常坐在台阶上很深沉地望着夕阳。
我们年级有一位mm也选了拓扑课，也总坐在前排，于是乎就经常向唐翔请教问题，没想到两年后这位mm会成为唐翔的gf……当然这位mm跟唐翔大概并不是在拓扑课上认识的，因为他们都担任一定职务，平时可能经常一起开会什么的。至于其中细节我并不大清楚，所以还是不说的好。但可以肯定的是，唐翔泡mm的牛指标是一个充分大的正数。
一学期转眼就过去，期末考试的时候，尤承业出题照例很简单，但对于我这种头脑不灵活的人来说做起来就很是费劲了。考完后出考场，我跟唐翔聊起试题，说有一小题没做出来。唐翔说：”很简单呀，这是书上一道习题，你把……”三言两语就把做法讲清楚，顿时让我感觉一学期的拓扑课算是白上了。
那时候才发现原来唐翔是个牛人，后来又陆续听到各种有关他的传说。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称，唐翔是一个绝对的完美主义者。有一次他考泛函，一个地方可能被扣1分，于是痛苦了一下午；还有一次他考测度论，一个地方可能被扣2分，于是别扭了一整天。通常来说，如果有一次数学考试连唐翔都没有得满分，那这次考试最后的成绩一定要经过若干次开方乘10的处理。也有人说唐翔的长处是记忆力好，所以他即使政治考试分数也很高。最后算平均分的时候，唐翔的各科成绩(包括政治)平均起来超过了95分。
我以前上高中的时候，老师经常跟我们说他以前的某个学生在北大数学系期间有七门功课是满分，创了北大的纪录。到了北大后，才觉得他十有八九是在吹牛，因为七门满分不大可能是北大数学系的纪录。不过我相信唐翔的13门功课满分一定是纪录。有一次我曾很不幸地看到了唐翔的成绩单的一页，在一堆100分中很刺眼地夹杂着一个90分，仔细一看，那门课是”ProbabilityTheory”，主讲教师为”QianMinping”.
其实13门专业课满分并不能说明一个人的数学有多牛，充其量只能说明他很会考试。比如说99级一个师弟现在的专业平均分是99.x，还有一个师妹的专业平均分是98.x，虽然这样高的分数我考不出来，但光凭这个也不能让我佩服。因为大一大二的基础课还比较简单，数分高代解几等课程要拿满分也不算太困难，另外陆果的物理课又纯属是考背书，所以分数高一点儿并不奇怪。而唐翔的长处就是大一的时候还不很突出，大二起就习惯于考满分了。
另外，考试考得好跟研究作得好是两回事，这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早已为无数事实所证明。像Smale从小数学成绩就不突出，上大学时系主任追着要他退学。还有JohnF.Nash，自小就被目为天才，但他参加两次普遍特别难的数学竞赛，都没进前五名，备受打击，连Harvard的offer都不敢要。到如今，谁还记得当年的前五名呢？
所以说虽然唐翔成绩好，但还不能成为让人佩服的理由。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像是中国足球队友谊赛灭了无数强队，但也没人因此把你当根葱。
大二下学期末的时候，听说周民强金盆洗手，下学期的实变课改由一位年轻老师教。无庸隐讳，这位年轻老师科研虽然不错，但讲课肯定比不上有三十多年实变教学经验的强强。那会儿我正感觉前两年虚度时光，所以决心暑假待在学校，疯狂自学实变，下学期就找老师要求免修。
没日没夜地读书、做题，最后书上的习题大概还剩下不到十题没做出来，自我感觉非常之好，巨有成就感。那些没做出来的题，每道想的时间都超过了十个小时，最后不得不放弃。一日从图书馆出来时遇见了唐翔，谈起自己近日来的活动，不免吹起了牛：”大概还剩不到十道题没做出来吧！”唐翔说：”很不错啊！那本书上的习题，我至今还没听说有谁能全部做完的。”
我听后十分得意，顺势拿一道不会做的题，”虚心”向他请教。唐翔听后，不假思索地说道：”我现在记不太清楚了。这种题就用那个什么定理，Egorov定理吧，找一个函数逼近一下就行了。”我说：”Egorov定理是有条件的，得是有限测度的集合。”唐翔说：”你可以取一个□□□(以下略去若干字)”
锵哉锵哉锵锵哉，一句话惊醒我梦中人！再回到图书馆一做，果然立刻就搞定了，而且用同样办法又解决了两三道题，另外以前有些我做得很麻烦的题，现在很简单就能做出来了。真是听唐翔一席话，胜读半月书啊！
后来有什么问题做不出来，要是能碰见唐翔的话，就直接问他了。不过没敢跟他一起自习，因为怕得神经衰弱。而且好象跟牛人一起自习是mm的习惯……
按lonekite的说法，96、97级不少人都养成了问唐翔问题的习惯。老谢曾跟唐翔一起上过黎曼几何，他说唐翔脑子很活，做题时很不少想法。这大概确是真的吧。一般来说，一道题如果连唐翔都做不出来，那就是真做不出来了，当然偶尔也有例外，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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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翔最让人佩服的是他的刻苦。每天早上六点他就起床，到图书馆自习，晚上11点从三教回来。四年如一日，从不间断。后来图书馆的门卫都认得他了，所以他不用证件也能进去。他曾告诉flying说自己每天工作的时间是16小时。
当代数学家里最刻苦的是Erdos，每天工作19个小时，其次就得数丘成桐这样的人了，但他们年轻时平均每天工作也达不到16个小时。这样算来，唐翔之刻苦实在是让人瞠目结舌。有一次，我们年级一个到MIT的家伙突出豪言：”我要是有唐翔那么刻苦，早就是博士了！”此言一出，众人均ft，然后无数臭鸡蛋烂土豆都向那人扔过去了。
flying声称唐翔到图书馆最晚的一次是他离开北大的前一天，那天早上7:20时flying看见他进入图书馆。不过我怀疑flying弄错了，因为那段时间我天天早上都在学五看见唐翔，我估计flying看见唐翔是他从学五吃完早饭后进入图书馆。
让人奇怪的是，尽管唐翔这样没日没夜地学习，但身体还那么好。中午不睡觉也照样精神奕奕，晚上头一沾枕就能入睡，然后鼾声如雷。我们这些人要是不午睡，自习或上课的时候必定犯困，看看唐翔，实在让人既羡且妒。有时跟唐翔比较起自习时间，发现差得实在太远，只好乘上一个午睡系数什么的，因为要是不午睡的话，学习效率会低得多。
唐翔在国内的时候就决定出去学非交换几何。NoncommutativeGeometry这门学科是近一二十年兴起的，发展得非常热闹，跟弦理论有密切联系。这东西到底讲什么的我也不清楚，只知道国内搞的人非常少，而Atiyah将它称为二十一世纪最有前途的两个数学分支之一。
大概算子代数在非交换几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如交换代数是代数几何的基本语言一样。非交换几何领域里的头号牛人AlainConnes当初就因为算子代数方面的工作获得的Fields奖。唐翔嫌自己的算子代数水平不高，就找了一本这方面的专著来读。那可是真正的学术专著，而非一般的入门教材。书名就特别长，又是”representations”，又是”*-Algebra”，又是”locallycompactgroups”的，总之都是正常人没法学懂的东西。
其实如果光是题目吓人倒也没什么，看看那本书吧：共两卷，加起来一千四百八十余页。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G.W.Whitehead写过一本臭名昭著的”ElementsofHomotopyTheory”，厚七百四十多页，重一公斤。这书已经被圈内人士认为过于厚重，不适合当教材，只能作为工具书查一查。而唐翔看的那书，每一卷的厚度都和Whitehead的书相当！
据说唐翔把那本两卷的书分成了四个部分，每两个月看一部分，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全部看完。老谢说，每当他在图书馆看见唐翔啃那本书时，他就流汗。
现在的人过于浮躁，一个个都恨不得两年就把本科课程学完，再用一年就写出博士论文，很少有人肯下苦功夫练一练基本功的。谁还会花上一年的时间，啃一本一千四百八十多页的书呢？
唐翔深受钱敏的赏识，后者把唐推荐给了丘成桐。据说发offer的那段日子，丘成桐不在学校，所以唐翔只被列入了Harvard的waitinglist，尽管是第一位。后来唐翔waiting不下去了，就去了Berkeley，然后Harvard的offer就来了……
个人认为，丘成桐没有招到唐翔，是丘的不幸而非唐翔的不幸。唐翔和丘成桐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有做数学的硬功夫，天资都不能算是太高，但都以刻苦而闻名。不同的是唐翔比丘成桐更刻苦，但丘比唐更有名，至少现在是这样。
顺带说一下，在Fields奖得主中，丘成桐的天资不算高，但刻苦程度绝对没几个人能比得上他。有人曾请陈省身评论几位当代数学家，问到某人时，陈说：”他很用功。”问到另外一人时，陈也说：”他很用功。”但问到丘成桐时陈不说话了，因为丘成桐的用功是出了名的。据说丘吃饭的时候也要想数学问题，想着想着连饭都吐出来了。丘如今五十多岁，早已功成名就，但每天仍工作八小时以上，系里所有的数学会议都参加。另外他对自己的学生也极严格，要求每四天读一篇高质量的论文。可以想象，要是丘成桐得到了像唐翔这样刻苦的学生，一定会喜极而泣。
唐翔到了Berkeley，导师是Weinstein，——也是陈省身的学生和钱敏的朋友。Weinstein是搞Poisson几何的，对非交换几何估计肯定不懂，所以在那里是他教唐翔Poisson几何，而唐翔教他非交换几何。自然唐翔的非交换几何是自学的，以他的算子代数功底和刻苦程度，要自学这种东西肯定是小菜一碟。
唐翔写信回来说，在Berkeley几乎人人看过的书都比他多。那是自然，想来也没有谁会花一年的时间看一本一千多页的书。有那一年的时间，牛人们肯定至少看完了几十本书了。不过一年看几十本书的只是小牛，唐翔才是真的大牛。
昨日谈笑江湖，今宵长怀斯人
我是一个不常喝酒的人，却常常愿意被醉倒，这个能使我神醉的人，就是古龙，一个孤独的天才，如流星一般，划过20世纪的历史长空，带走的是他的寂寞，留下的是我的叹息和我们共同的遗憾。“金庸封笔古龙逝，江湖惟有英雄志。”只有这句话，还在不老的传说着。很早就想写写这个人，一个很奇特，很有趣的人，但这还不是我写他的真正理由，真正的理由就是没有理由，就如剑法中最精粹的那一剑是看不见的一样。茫茫红尘，生住异灭，成住坏空，物起物落，缘生缘灭，境来即受，缘灭即收，又何必执著于那一线无明呢？心中爬满了关于这个人的文字，可是又很难说出口，这种感觉，在鲁迅先生的《野草》的题辞中出现过，“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真的必须保持沉默吗？这是对冀望不朽者说的，我无所谓，所以，我坦然，我可以肆无忌惮的笔走龙蛇，煮酒论英雄。
王静安先生在《宋元戏曲考》之序中有言：“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那么，多灾多难，充满悲情的20世纪呢？我以为，其上半叶是鲁迅的世纪，而下半叶则是武侠的时代。在那个群龙尽舞的年代，古金二人，凭着手中的三寸鬼斧，开创出前无古人的功业，从而一统江湖，使群魔授首，群龙归依。希望将来的史官们能够将他们的事迹载入青史。此等懿行，古已有之，太史公的春秋笔法里，唐传奇的断简残篇中，不一而足，真所谓：谬论之说，荒唐之言，古所不废。正经的文学史也该刷新了，从还珠楼主，白羽，郑证因，一路进到古金二人，这文学一脉，一直如游魂散仙一般不得归位，何其憾也！要来的，始终要来，一些志士，已在尽力改变这种局面。诸位可在陈平原的《千古文人侠客梦》里得到一个关于武侠小说的完整描述，包括它的历史渊源，演变发展，惟一不足之处乃学匠气太浓。于斯可资补益者，汝可把阅《古今笔记精华录》，个中山经水脉，有条不紊。“豪侠”和”武术“二卷，吾最为钟爱，文词尔雅，皆古人精心之作，任侠之风流遗韵，可略窥一二，虬髯客，荆轲客，彭夫人，尉迟敬德，聂隐娘，昆仑奴，母大虫，虬髯叟，俱可为下酒之物也。
金庸先生在退隐后把他的平生之作串成一联，其曰：笑书神侠倚碧鸳，飞雪连天射白鹿。惜古龙英年早逝，无力整理其全作。效金先生之颦，我勉为其难，亦作一联，聊以表怀对古龙的敬念之情。此对如许：五部十三经，江湖皆入字里乾坤；侠风日月长，壮士未尽千古才情。五部意指古龙的五个小说系列，十三经意谓我遴选出的五部之外的其他十三卷优秀小说。为方便计，我将古龙一生的确认之作陈列如下：（按：我用的古龙全集，是太白文艺出版社的精装版，所陈之表，皆依此版本。若有谬误，敬请指正；或若有更好的全集版本，亦敬请提示，先在此辟一谢语！）
陆小凤传奇系列
金鹏王朝
绣花大盗
决战前后
银钩堵坊
幽灵山庄
凤舞九天
剑神一笑
楚留香传奇系列
血海飘香
大沙漠
画眉鸟
借尸还魂
蝙蝠传奇
桃花传奇
新月传奇
午夜兰花
小李飞刀系列
多情剑客无情剑
边城浪子
天涯·明月·刀
九月鹰飞
飞刀·又见飞刀
江湖人系列
三少爷的剑
剑·花·烟雨·江南
白玉老虎
英雄无泪
大地飞鹰
圆月弯刀
风铃中的刀声
赌局
大人物
萧十一郎
火并萧十一郎
七种武器系列
长生剑
孔雀翎
碧玉刀
霸王枪
多情环
离别钩
七杀手
其他卷宗
绝代双骄
武林外史
名剑风流
流星·蝴蝶·剑
大旗英雄传
猎鹰
浣花洗剑录
情人剑
孤星传
苍穹神剑
飘香剑雨
湘妃剑
彩环曲
残金缺玉
剑毒梅香
失魂引
剑客行
游侠录
血鹦鹉
碧血洗银枪
绝不低头
剑玄录
欢乐英雄
七星龙王
护花铃
月异星邪
关于其全集，这里还有一份资料：
苍穹神剑 (1960年出版) /处女作
月异星邪 (1960)
剑气书香 (1960) /后半部由墨余生代笔
湘妃剑 (1960)
剑毒梅香 (1960) /上官鼎代笔
孤星传 (1960)
失魂引 (1961)
游侠录 (1961)
护花铃 (1962)
彩环曲 (1962)
残金缺玉 (1962)
飘香剑雨 (1963)
剑玄录 (1963)
剑客行 (1963)
浣花洗剑录 (1964)
情人剑 (1964)
大旗英雄传(铁血大旗) (1965)
以上为早期作品, 为生计而作, 多为模仿他人, 尚未形成风格.
武林外史 (1965)
名剑风流 (1966) /结尾由乔奇代笔
绝代双骄 (1967)
楚留香传奇(铁血传奇)
血海飘香 (1968)
大沙漠 (1969)
画眉鸟 (1970)
楚留香续集
鬼恋侠情 (1970)
蝙蝠传奇 (1971)
桃花传奇 (1972)
新月传奇 (1978)
午夜兰花 (1979)
多情剑客无情剑(风云第一刀) (1970)
九月鹰飞 (1974)
欢乐英雄 (1971)
大人物 (1971)
萧十一郎 (1973)
火并萧十一郎 (1976)
流星·蝴蝶·剑 (1973)
七种武器
长生剑 (1974)
碧玉刀 (1974)
孔雀翎 (1974)
多情环 (1974)
霸王枪 (1975)
离别钩 (1978)
拳头 (1976) /非”七种武器”之一, 误收入
天涯·明月·刀 (1975)
七杀手 (1975)
剑·花·烟雨·江南 (1975)
枪手·手枪*) […]